向日葵油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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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这种“盲目冒进”迹象的周恩来，在公开场合赞同毛泽东的“反保守”同时，更强调“反冒进”，1955年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，周恩来更是顶住毛泽东的压力，几次将过高的计划指标压缩到合理范围。
“反保守”和“反冒进”的分歧，在1957年末变成了一场公开斗争。1957年10月9日，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“反冒进”问题；12月末到来年初的杭州会议期间，毛泽东又对此做了“严厉批评”；在1958年1月11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，毛泽东已将“反冒进”公开定义为政治问题，在会场上向周恩来直接质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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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的不安，陪同周恩来赴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：“几乎每天晚上，先念、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两三点，商议怎么检讨等等，那时，会议的形势很紧张。”
1958年1月19日晚，周恩来在持续到凌晨1点的大会上承认，“反冒进”是错误，“我要负主要责任”。此后，大跃进的狂潮变得无人可挡。
经历过这场风波的周恩来，在和芒德谈到大跃进时，口气变得乐观而谨慎。